北京金融法院受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证监会案,争议〔2026〕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董秘认罚,董事长却把证监会告了
北京金融法院于2026 年 10 月 9 日受理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证监会行政诉讼案,公司主张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2026〕428 号复议决定已维持原处罚;〔2026〕10 号决定对高鸿股份罚款1.35 亿元,丁明锋被罚款600 万元并市场禁入5 年,付景林被罚款750 万元并市场禁入10 年。
证监会依《证券法》第193条和第181条对高鸿股份罚款并处罚10 名高管,贵州证监局另对立信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出具警示函,凸显高管与中介责任线。
2026 年 10 月 9 日,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一份诉状。原告是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退市的那个高鸿,被告是中国证监会。
同一天,2023 年年薪 49.35 万元的高鸿股份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丁明锋,他领了一张 600 万元的罚单,外加 5 年市场禁入。
罚了年薪的 12 倍+
事情到此为止,就只是一家大所、一位前董秘、一次处罚。
但这件事来了个180度——公司不退,董秘认罚,公司反过来还把证监会告上法庭。
讲到这儿,董事长兼总经理付景林这么刚,也是因为他领了750 万罚款+10 年市场禁入。
公司9 年虚增营收多少呢?
198.74 亿元。
公司退——2025 年 8 月 8 日,高鸿股份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9 月,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董秘罚——2026 年 4 月 7 日,证监会〔2026〕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公司被罚 1.35 亿元(信披违法 1000 万 + 欺诈发行按 12.5 亿募资额 × 10% = 1.25 亿),10 名高管被罚合计 3,375 万元。
公司告——2026 年 9 月,证监会复议维持原处罚(〔2026〕428 号)。10 月 9 日,北京金融法院受理大唐高鸿诉证监会行政诉讼案。案号(2026)京 74 行初 286 号。
起诉理由写得很正式: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
如果略研究过证监会行政处罚听证会,就知道这三句话几乎是原告必点的"老三样"。
讲到这儿,把〔2026〕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里关于丁明锋的认定句全文放出来:
> 丁明锋 2013 年 3 月至 2024 年 7 月任高鸿股份财务总监,2018 年 12 月至 2024 年 7 月任董事会秘书,2015 年 7 月至今任高鸿股份副总经理,在高鸿股份 2015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非公开发行文件上签字。丁明锋负责公司财务和信息披露工作,知悉高鸿科技参与的笔记本电脑贸易业务为纯通道业务,审批了该业务的资金付款申请,具备了解虚假贸易业务模式的渠道,但未对该业务实质保持审慎关注。
前半句"知悉……业务为纯通道业务"——这是行政认定的事实部分,确认董秘"知悉"。后半句"未对该业务实质保持审慎关注"——这几个字,恰好是审计准则的语言。
这跟《审计准则第 1101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以及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要求》第三十条里的用语,重合度多高。准则原文是说注册会计师的,原话是"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
讲到这儿,再上场的是另两家我们的同行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高鸿股份 2015—2019 年的年报,是立信审的。签字注会:郭健、王晓燕(2015、2016 年);郭健、李倩(2017 年);陈勇波、王晓燕(2018、2019 年)。五年,全是标准无保留意见。
2020 年起换中审亚太。曾云、孙君亮签字。又是两年标准无保留意见。
2022 年,中审亚太才改成保留意见——理由是常州实道商贸买卖合同纠纷 2.83 亿元,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2023 年再保留意见,加内控无法表示意见。
2024 年,公司换深圳旭泰。无法表示意见。
讲到这儿,时间顺序已经很清楚了——9 年虚增营收合计 198.74 亿元(其中 2019 年单年 56.34 亿,占当年披露营收的 49.38%),7 年标准无保留意见。
故事如果到此为止,就只是一家"坚持不换审计意见"的公司。
但 2025 年 11 月,贵州证监局下了一份文件——《关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王晓燕、郭健、陈勇波、李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警示函的认定句全文很长,但其中三段跟丁明锋的认定句用的是同一套话术:
> 一、风险识别和评估程序不到位。在 2015 年至 2018 年年报审计中,关注到高鸿股份子公司高鸿科技贸易业务存疑,但未将营业收入识别认定为重大错报风险并执行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 > > 二、实质性程序不到位。在 2015 年至 2018 年年报审计中,关注到高鸿科技贸易业务存疑,但未通过客户、供应商访谈等方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在 2019 年年报审计中,将高鸿科技营业收入识别为重大错报风险,但访谈客户未关注贸易业务商业实质。 > > 三、函证程序不到位。在 2018 年年报审计中,高鸿科技预付账款函证存在发函收件地址与对应回函发件地址不一致的情形,但未保持职业怀疑,未获取进一步审计证据。
丁明锋的"知悉……业务为纯通道业务"和立信警示函的"关注到……贸易业务存疑",是不是同一个事实的两种表达?
丁明锋的"未对该业务实质保持审慎关注"和立信警示函的"未保持职业怀疑",是不是同一句话?
但处罚书的 10 名当事人里,没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没有一名注册会计师。立信的警示函是贵州证监局出的,证监会〔2026〕10 号是证监会出的。两条线,两个口径,两个主语。
讲到这儿,问题来了——为什么行政处罚的主语是董秘、不是注会?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按现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信披违法)和第一百八十一条(欺诈发行)的责任主体认定框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更容易落到公司内部决策和执行链上。
注会的责任认定走的是另一条线——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按《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通常由证监会稽查局或交易所、监管局单独立案、单独处罚,处罚文书单独立项。
换你要是注会,立信的警示函已经下来了,下一步是行政处罚还是止步于此,要看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的几条线怎么走。
公司这条线,结局会怎样?是胜算概率多少?
先看一组数字——北京金融法院成立以来,可识别的对证监会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案件里,原告(即被处罚的公司或责任人)一审结果:
2018 年欣泰电气(欺诈发行 + 信披违法),二审驳回;
2024 年某评估公司 + 徐某(信披违法),一审驳回,仍在上诉期;2025 年泽达易盛(科创板首例欺诈发行),二审驳回;
2025 年王斌(操纵股价 2.7 亿元),二审驳回;
2025 年冒某某(内幕交易),二审驳回;
2025 年江某芬(操纵市场),一审驳回。
六个可见样本,原告全败。这不是小样本——覆盖欺诈发行、信披违法、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评估五种类型,几乎是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主要门类。
法院的判决思路很稳定——尊重监管机关的专业判断,对行政处罚只在"明显不当"或"程序严重违法"层面审查。财务造假类案件里,法院基本都支持证监会。
大唐高鸿这次的诉求是撤销〔2026〕10 号处罚决定——理由是"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
"主要证据不足"——证监会〔2026〕10 号已经附了大量事实,业务模式认定、客户和供应商访谈、银行流水比对、关联方关系梳理——这是法院最难翻盘的部分。
"适用法律错误"——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信披)和第一百八十一条(欺诈发行)的适用,已经经过欣泰、泽达易盛等案的检验,是成熟条款。
"违反法定程序"——公司、丁明锋、付景林等都申请了听证,听证程序已经完成。程序上的可攻击点不多。
所以撤销处罚的概率几乎为零;减少罚款金额的概率(基于"明显不当"角度),不到两成;维持原处罚的概率,八成以上。
这不是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开判决的样本观察——但六个样本全败、法院思路稳定、原告理由的标准答案已经在欣泰、泽达易盛等案里被反复驳回过。
公司不退,董秘认罚,公司告证监会。
故事讲到这儿,胜负已不在法庭上——法庭上能做的事,到〔2026〕10 号下达那天已经做完。法庭外能做的事,是立信警示函之后、注协和财政部那几条线怎么走。
但这个,不是高鸿股份自己能决定的。
来源:审见微光 · 微信 · mp.weixi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