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永中和从《民法典》《公司法》视角分析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的四重权利困境
民法典与公司法视角:“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的四重权利困境
信永中和指出,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存在四重困境,即不产生实体分红请求权、不属于确定的既得财产权、与法人独立财产原则相冲突且缺少常规司法救济。文章认为,权益法在被投资单位利润实现时确认收益,而公司法上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须在满足法定条件并作出有效分配决议后产生,二者在确认时点与权利属性上存在差异。
文章将权益法收益确认与利润分配请求权、期待权、法人财产权及司法救济逐项对照,可用于识别账面收益与可执行权利之间的差异。
知识的价值,就在于丰富自己的同时能够回馈社会;推动会计界与法律界的专业对话,是化解会计规则与民商事法律制度冲突、促成规则协调适用的必由之路。基于这一初衷,结合会计、法律领域专家的反馈意见,作者将陆续推出“会计规则与法律制度冲突与协调”系列研究成果。《民法典与公司法视角:“权益法” 确认投资收益的四重权利困境》为该系列成果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权益法,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联营、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核心方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财会〔2014〕14 号,下称 “2 号准则”)第九条规定,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第十一条规定,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该收益确认并非简单按被投资方账面净利润乘以持股比例计算。依据第十一条第二款,投资方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份额时,须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净利润实施调整后确认;第十三条进一步要求,投资方在计算确认净损益份额时,与联营、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中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应予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收益。
依据第2号准则规定,无论经过何种会计调整,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的触发时点,是被投资单位利润实现之时,而非利润实际分配之时。在被投资单位尚未依据《公司法》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利润分配决议、投资方尚未取得受领分红的债权之前,投资方即在账面上先行确认投资收益,单方增加当期损益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权益法的正当性根基,来自会计准则 “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 的理念:立足于被投资方利润实现的经济事实,在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方施加重大影响或形成共同控制的前提下,按持股比例反映其可分享的投资价值变动。
但若从《民法典》《公司法》的民事权利体系来审视,投资方依权益法确认的账面投资收益,并非可依法主张、可申请强制执行的财产权利。由此,权益法的收益确认规则,与民法典、公司法建构的财产权利规范产生内在张力。阐释两类规则冲突的成因、厘清各自制度价值与规范目标,构成本文的核心研究任务。
二、“权益法” 确认投资收益的四重权利困境
本文认为,权益法收益确认规则与民商事财产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不产生实体分红请求权、不属于确定的既得财产权、与法人独立财产原则相冲突、缺少常规司法救济保障等四大权利困境。
(一)请求权困境:
账面投资收益不等于可强制执行的利润分配请求权
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的核心权利,也是股东实现投资回报的法定基础。根据民法典与公司法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一贯裁判立场:有效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在公司作出合法有效的利润分配决议之后方才产生、可以诉请履行并得以强制执行的债权请求权。
依据现行《公司法》,公司分配税后利润,须同时满足实体要件与程序要件,并遵循以下规则:
1.亏损先行弥补规则:第210条第2款规定“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规则:第210条第1款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第210条第3款规定“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3.履行法定程序规则:第59条规定“应当由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67条规定“应当由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4.股权比例分配规则:第210条第4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除外;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5.违法分配返还规则:第211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应当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既定时限发放规则:第212条规定“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分配”。
以上规范,既是公司分红的前置条件,也是股东取得、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进一步划定利润分配之诉的裁判边界:
第一,股东提交载有具体分配方案的有效股东会决议,诉请公司分红、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公司依决议分配利润;
第二,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单纯起诉请求分红的,人民法院原则上驳回起诉,仅在股东滥用权利、恶意不分红并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下例外。
据此,在分红的程序、实体要件均未成就时,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仅为 “账面财富”,投资方并未取得对被投资方的对应财产债权。倘若被投资方长期不作出分红决议,投资方逐年累积确认的投资收益,在民法、公司法层面始终无法转化为可主张、可执行的权利,形成“账面有收益、法律无请求权”的背离。
(二)期待权困境:
期待权向既得权转化存在高度或然性
民法理论将财产权利区分为既得权与期待权。既得权指权利全部构成要件已经齐备、权利人当下即可主张、可请求强制执行的确定权利;期待权则是权利要件尚未全部成就,需等待后续条件满足方有可能转化为既得权的过渡性地位,天然带有不确定性、或然性,不能单独处分、不能直接诉请给付。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在性质上近似民法上的期待利益。该利益能否最终落地、实现多少,受制于被投资方后续盈亏变化、股东会能否作出分红决议、现金流与支付能力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始终存在期待利益无法转化为既得分红债权的风险。
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则,早已关注到权益法下账面投资收益不属于既得权利的属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四条重申,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作为收益确认时点。税法并不跟随会计权益法确认应税收益,其逻辑正是拒绝将或然期待利益认定为已实现所得。
权益法核算未能在制度上清晰隔离期待利益与既得权利的边界,直接将未来具有或然性的期待利益,确认为当期已实现投资收益,造成权利状态与损益确认的时间错位。
(三)法人财产权困境:
投资方无权支配被投资方法人财产
法人独立财产,是法人制度的基石。《民法典》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明确,法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落实于公司主体,《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自身债务承担责任。
被投资公司在法律上独立于联营、合营投资方;其经营形成的净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增量,在法律上归属于被投资单位,由其董事会、管理层占有、管理与运用。股东并不对公司资产享有所有权,也不构成按份共有。《公司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享有资产收益权,属于股权项下的法定权能,该权能落地生效,必须以公司权力机关作出符合法定前置条件的利润分配决议为前提。
而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的核算逻辑,相当于在会计层面穿透法人财产权的隔离屏障,将归属于被投资法人的净利润变动,直接计入投资方当期损益。从《民法典》与《公司法》观察,该计量结果缺少权属转移必需的法律事实,这也是请求权困境、期待权困境难以消弭的制度根源。
(四)救济权困境:
公司法救济体系无法为账面收益权利提供保障
有权利之处,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一项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收益,应当具有对应的司法救济路径;仅有账面记载、缺乏救济渠道的利益,终究只是纸上权益。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在现行民商事救济框架下,欠缺独立、可执行的保障路径。
其一,不存在一般性强制分红的救济通道。现行《公司法》仅设置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连续五年不分配利润且符合分红条件,投反对票的股东可请求公司按合理价格收购股权。但该制度属于例外救济,无法常态化解决公司不分红问题;除股东滥用权利恶意不分红的特例之外,法院不能仅以公司存在未分配利润为由,直接判令公司强制分红。
其二,该期待利益本身不具备独立救济价值。当被投资方后续大额亏损、清算归零、长期搁置分红决议,导致账面投资收益永久无法兑现时,投资方不能单纯依据权益法确认的账面收益,向被投资方主张损害赔偿。
综上,权益法核算下的投资收益,仅有会计账面记载,而无实体分红债权、无确定既得财产权、无直接支配法人财产的权利、无常规独立司法救济途径,资产权利长期处于悬置状态。
三、本文研究结论
首先应当肯定,对联营、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立足于经济实质与公允价值理念,动态反映股权投资价值变动,能够及时向资本市场提供财务信息,服务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决策需求,具备不可替代的会计制度价值。
但站在《民法典》《公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的立场审视,权益法下的投资收益确认规则,客观上存在前述四重权利困境:不产生实体分红请求权、不属于确定的既得财产权、与法人独立财产原则相冲突、缺少常规司法救济保障。
同时也应客观看到,会计准则体系内部已经设置制衡机制,缓释前述权利冲突,引导报表使用者区分账面收益与法律上的现实财产权利。例如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迹象时,须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资产减值》开展减值测试;针对被投资方发生净亏损的情形,《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二条明确,投资方确认被投资方净亏损,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方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方负有额外损失承担义务的除外)。该等规则设计,说明准则制定层面已然意识到:权益法下的账面投资损益,与企业可支配的现金财产分属不同范畴。
当前资本市场、司法裁判、税务征管、破产程序中频发的相关争议,根源往往在于会计、税务、民商法律三套规范的定位、目标与确认口径差异。推动会计规则、税收规则与民商法律之间的规范协调,对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稳定交易预期、均衡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注:近年来,作者以信永中和研究院研究员身份,围绕“会计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这一主题,先后在多地律师协会、高校法学院、深圳证券交易所、前海国际仲裁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论坛与专业培训中开展演讲、对话研讨,相关观点得到不少法律同仁的肯定;众多民商法教授、商事律师、仲裁员与法官,亦提出诸多中肯的修正与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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